香港社會過去兩個多月來紛亂不已，為政者與群眾矛盾日深，至今尚未看到緩解的曙光。對於大多數生於戰後的香港市民而言，今日的局面確實令人憂心不已。年長的市民即使經歷過五六十年代雙十暴動、天星小輪加價暴動、六七暴動等大規模社會動亂，亦不免對香港目前的處境感到極度不安。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有今日的局面，原因言人人殊，綜合而言無非外在與內在兩大因素。香港雖小，內在因素卻錯綜複雜，一時不易理順；世界雖大，外在因素反而顯而易見，而且歷史確有前車可鑑。香港彈丸之地，方圓不過一千平方公里；周圍稍有風吹草動，香港自然牽連其中。

　　香港一般市民都知道香港於十九世紀中期開埠，但實際上香港的原住民早於宋朝已經在這裏定居，此後經歷元、明兩朝，大陸氏族相繼遷入；香港逐漸發展成為一個稍具規模的漁農社會。明朝二百多年，香港社會用「民豐物阜」來形容並不為過。不過，香港的原住民萬萬想不到改朝換代會為世代平安的生活帶來空前的浩劫。康熙元年（1662），清朝政府為斷絕閩粵沿海住民與台灣鄭成功政權的聯繫，實行遷海30至50里的政策，迫令沿海住民內遷。新安縣三分之二的土地劃入遷海範圍，覆蓋今日香港全境。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措施，本地的住民根本沒有時間準備，更沒有反抗的餘地，只好「棄其資，携妻挈子以行」。

　　遷界令實施之後，本地所有住民一夜之間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當時廣東著名學者屈大均也記錄了這件慘事，並在他的名著《廣東新語》中描述了遷界的慘狀：

　　「人民被遷者，以為不久即歸，尚不忍舍離骨肉。至是飄零日久，養生無計，於是父子夫妻相棄，痛哭分攜。斗粟一兒，百錢一女，豪民大賈，致有不損錙銖，不煩粒米，而得人全室以歸者；其丁壯者去為兵，老弱者輾轉溝壑；或合家飲毒，或盡帑投河。有司視如螻蟻，無安插之恩；親戚視如泥沙，無周全之誼。於是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數十萬計。」

　　這種情景以現代語言述說，境況必定更為淒慘。這段在香港古代史中所佔篇幅不多的歷史片段，對香港的衝擊可謂空前絕後。據現存兩種《新安縣志》記載，明朝崇禎十五年（1642）新安縣有3589戶，人口17871人；清朝順治年間（1643-1661）尚有2966戶，6851人；康熙元年開始遷海後僅剩男丁2172人。康熙九年（1670），「遷民未歸者尚眾。……及復歸，死喪已過半」。即使到了復界後大半個世紀的雍正九年（1731），新安縣人口仍然只得7289人；可見這地域經過遷界之後，元氣大傷。

　　事實證明，遷界措施未見其利先見其弊；鄭成功的勢力並沒有因此而受到制約，反而東南沿海社會經濟發展遭到滅絕性的破壞。清朝政府結果於康熙八年（1669）接受地方官員的倡議而中止遷界，並恢復原界；自此原住民陸續遷回。康熙二十二年（1684），遷海令完全撤除；香港所在的地域從零開始重建，然後在百多年後再受外在因素影響而再次重寫歷史。1841年英國海軍登陸香港水坑口以示佔領，外國勢力自此介入香港事務，歷久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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