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忘初心

　　香港社會企業的發展可追本溯源於2008年金融風暴之後，經濟受到極大的影響，失業率極高。前任特首曾蔭權在其競選時特別提倡社會企業，並期盼以此方法解決當時的失業問題，他更曾往屯門香港神託會馬錦明基金會馬可賓紀念中學的社企名為大茶壺並專聘用傷殘人士的小食店參觀並且接受有線電視的專訪。在他上任後，每年的施政報告都提及社會企業。

 

　　香港社企發展初期多由非牟利機構為主，大部分的社企的初心乃以就業融合社企主要提供工作於不同的弱勢社群，使他們有工作並可以融入社會。事實上殘障人士較一般人士較難找到工作，除了他們本身的限制，社會現存架構也有影響。所以當我們去了解不同弱勢群體的需要時，除了從他們本身出發，也要從個人和社會體系的相互關係（Interplay）中作出分析，例如：社會組織、架構及政策等。因為從不同角度去看，才可以令一些更微細的社會問題及情況清楚地呈現出來。以下有兩個社會學的概念，分別是三重障礙（Triple Jeopardy）及制度性種族主義（Institutional Racism）。

 

　　三重障礙（Triple Jeopardy）指出，一些弱勢社群在面對困難（Disadvantage）時，往往不只是面對單一的困難，而是同時間面對多種困難（Multiple Disadvantages）。這種情況是源自於這些弱勢社群需要同時間面對各方面的社會問題，例如：貧窮（Poverty）、歧視（Discrimination）、不平等（Inequality）及制度政策缺失等。就像在一些發展中的國家，女性因面對性別歧視及文化定型（Cultural Stereotype），她們無法接受正規教育，只能照顧家庭。就因為她們在面對不同困難（Multiple Disadvantages），使她們比男性更難脫貧和在社會階梯上爬升(Astbury J & Walji F, 2013)。

 

　　另一是制度性種族主義（Institutional Racism），是指向某一些歧視並不是明顯的，卻是暗地裏藏於社會上的現存制度和系統中，例如：教育、主流思維、法律及就業等等。這些社會制度雖然表面公平公正，卻暗藏某一些措施或思維對某一些社群產生不便甚至歧視。就如美英等國普遍潛藏著白人至上的思潮，這不但引致不同種族間有不同程度的仇恨，更引致有色人種在接受社會服務、教育及醫療上遭受不公平的待遇。有不少在英國進行的服務調查，均發現華人及非洲族裔普遍較少使用社會及醫療服務，其中原因不是他們沒有這方面需要，乃由於言語上的障礙，使他們難於接觸適切的服務。加上某些服務設計以白人為主，並不適合少數族群，促使他們雖然有服務的需要，卻不欲尋求適切服務，令社會誤以為他們沒有相關服務需求(Rooney,1988 , Runnymede Trust, 1986 & Chiu 1993)。

 

　　根據《2013年香港殘疾人士貧窮情況報告》，本港殘障人士的貧窮率高達45.3%，比整體貧窮率19.9%高出一倍。他們貧窮的主因是沒有工作，以至需依靠社會保障援助，他們失業率亦較一般人高出約50%。所以我們必須要問，究竟是他們不願意工作，還是社會沒有提供這工作機會呢？若然社會政策認為這58萬的殘障人士只為福利受惠者，忽視他們工作潛能，那麼他們就業前景必暗無天日。

 

　　新冠肺炎疫症自2019年爆發以來，蔓延至全球各地。此次疫情對香港及至全世界無論在經濟、民生及社會，均有嚴重打擊，市民都必須面對經濟、就業及醫療等問題，生活出行也大受影響。在疫情前，殘障人士就業率已普遍很低，不少殘障人士因找不到工作而被迫墮入福利網中。

 

　　根據香港復康力量在2020年10月的2019新冠疫情對殘疾人士的影響調查顯示，有兩成多受訪者是在職人士，另有三成人待業。待業的受訪者中，超過一半人長期無法成功就業。在職的受訪殘疾人士中，有三成人受疫情影響就業狀況，包括減薪、削減工時、放無薪假等等。在疫情影響下，本來失業率偏高的殘疾人士更難以覓得工作；而在職的殘疾人士亦面臨疫情帶來的衝擊，賴以為生的工作受到影響。

 

　　然而若我們從数据數據來看，香港人口在過去40年，由1978年的467萬增至2018年的744萬。人口雖然不斷增加，但卻同時急速高齡化及勞動力不断斷地下降。 勞動人口增長乃是推動地區整體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過去20年本港3.3%的經濟增長中約1%便源自勞動人口增長，所以當勞動人口下降成為定局時，對香港長遠的經濟必成一大的隱憂， 亦會削弱香港的競爭力。 所以如何善用勞動人口及如何投資這58萬人成為香港勞動力，將對未來的經濟發展至為重要。現時潮流多以所謂社會企創新為主，而社會企業更趨多元化，但以提供工作机會的社企乃為重要，這不但給予受僱者的生計，更重要是給他們有意義的作息時間、與人聯繫及有尊嚴地生活。但願更多社會企業仍願意以就業融合為發展及保持那初心。

 

趙立基(Jimmy)

 

參考資料

 

Astbury, J., & Walji, F. (2013). Triple Jeopardy: Gender-based violence and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experienced by women with disabilities in Cambodia. Australia: AUSAID.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13). Hong Kong Poverty Situation Report on Disability 2013.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B9XX0001E2013XXXXE0100.pdf

 

Chiu, L. K. (1993). An Examination of the Delivery of Social Work Services to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Britain (Unpublished MA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ull, United Kingdom

 

Ian, S., Roy, P., Diana, L., & Jenny, W. (1990). The Kaleidoscope of Care. London: HMSO

 

Rooney, B. (1988). Some Obstacles to Change in Social Work and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 Race and Social Policy, London: ESRC. 

Runnymede Trust. (1986).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Britain: the Home Affairs Committee Report in Context, Runnymede Trust, London.

 

香港人口趨勢Demographic Trends in Hong Kong 1986–2016, 政府統計處 201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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