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6/2017
納粹的孩子們怎樣面對過去
二次大戰納粹德國覆亡後,一批被指為執行殘暴的種族滅絕罪行的納粹軍人、黨衛軍頭子,或者在納粹覆亡前夕自殺,或者接受紐倫堡審判,但他們的孩子怎麼面對他們父親所做的一切?他們的姓氏無法同他們的父親割離,即使改了姓氏也無法迴避血親的歷史。
儘管父親的歷史並不等同於他們的故事,許多罪大惡極的納粹,回到家中並不是一個惡人。所有納粹的孩子,在大戰期間年紀都太小,不知道也不理解世界發生的事。他們童年回憶都是生活在第三帝國為領袖們提供的翠綠山莊,偶爾忙碌的父親回到家中,也只表露他作為父親的人格面向,至於那個殘暴的面向,是在德國戰敗後才帶到孩子們視野。於是一夜之間,他們的家庭命運改變,而真相和事實也就帶給他們人生非常沉重的負擔。他們繼承了一個共同包袱:他們的父親消滅了數以百萬計的無辜人民。他們的名字被永遠蓋上可恥的烙印。他們如何面對這種改變?他們以後的歲月怎樣度過?社會怎樣看待他們?
這是二戰後,德國承擔了戰爭罪責,戰爭罪犯的後代如何自處、如何融入社會、如何作心理建設才能站起來的深入人性的問題。
一位母親是德國人、外公曾在德國當過職業軍人的刑事律師的譚雅.克拉斯尼安斯基(Tania Crasnianski)去年出了一本書,書名是《納粹的孩子》(ENFANTS de NAZIS),通過閱讀和研究大量的現存檔案,訪談,整理出八個納粹孩子的生活圖像,寫出他們艱難的人生,提出了人性中值得思考的問題。
擔任納粹最大集中營也是毒氣滅絕營的指揮官魯道夫·霍斯曾經說:「即使我在執行滅絕措施,我一樣過著正常家庭生活……對於我來說,家庭是神聖的,我跟它之間的連結無法分割。」另一個執行滅絕政策並於1961年在耶路撒冷受審的戰犯艾希曼,負責檢查他的精神科醫生作證說,艾希曼對妻子、兒女、父母、兄弟姐妹及朋友的行為「不只是正常,而且絕對值得嘉許」。
輿論希望找出這些罪犯身上有特定的毛病,用來解釋他們的殘酷行為,寧願相信這些人是一群嗜血怪獸,因為他們的正常性更加使人毛骨悚然。我們該怎麼解釋那些執行殘酷恐怖的命令者,一方面過著正常家庭生活,另方面卻屠殺數百萬人?他們怎麼可能在親吻自己的孩子後,走出家門殺害或命令別人殺害無數的男女老少?
這些罪人實際上無不將自己視為具有道德良知的人,黨衛軍的頭號人物、希特勒的最親密助手希姆萊,雖然是滅絕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的策劃者,但他堅信自己是有道德的人。因為在第三帝國統治期間,殺猶太人被列為社會常態,這是國家社會主義特有的殺人道德觀:為了德國的生存,殺人是必要的行為,而殺人的立論基礎,是人類之間的絕對不平等。
要那些在父親的愛護中生活過的孩子評斷自己的父親,是非常困難的事。一名納粹對探訪他的猶太裔外孫女說:「覺得自己有罪的人,就是有罪的人。……跟一切保持距離,這樣的人生簡單得多。」
但是,對於生育、撫養他們的父母,根本缺乏客觀評斷所需的距離。
納粹的孩子們透過戰後德國強烈的道德規範的變動,須重新評斷他們的好爸爸的所作所為,是非常困難的事。情感連結愈密切,道德判斷就愈不容易。無條件認同,或者全面排斥。那些納粹要人的子女們有各自的取態。
有的徹底反對父母,有的則與父母口徑一致,但很少有人採取中間態度。有些人一方面堅決摒棄父親的作為,另方面卻能找到辦法繼續愛他們的父親。有些人永遠不能愛一個「怪獸」,因此他們在內心上全盤否認父親做過「怪獸」,甚而否認納粹的黑暗面,藉此維持一個無條件的愛心。他們將父親的行為合理化或加以辯解,認為在他們所屬的規範架構中,他們的父親是以合法的方式行動。納粹德國的外交部長的一個兒子說:「我父親是在做他認為對的事。假如現在我們處在同樣的情況,我會作出跟他同樣的決定。他只是希特勒的一個顧問,而事實上,希特勒不會接受任何人的指導。」希姆萊的女兒的立場相同,她終其一生都認為她父親「無罪」。
也有些人陷入對父親的排斥和仇恨,他們繼承的過去有如沉重的腳鐐。他們必須在日常生活中承受它,不可能對過去帶來的沉重視而不見。有人決定承認一切,有人走上心靈宗教的道路,甚至有人為避免「遺傳罪惡」,決定結紮。
無論是否認、壓抑、認同還是愧疚,所有納粹的孩子都要設法找到讓他們面對過去的途徑,無論他們是否清楚意識到自己在做這件事。
戰後力求復興的德國,處在一個驅魔的氛圍中,納粹的後代必須對自己做許多心理建設,才能讓自己站起來。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
《納粹的孩子》
作者:譚雅.克拉斯尼安斯基
由商周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本文摘自香港電台第一台 (FM92.6-94.4) 李怡主持的《一分鐘閱讀》。該節目逢周一至周五播出,並存載於港台網站 (rthk.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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