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有關中非關係的學術及公共辯論，大多從宏觀角度出發探討政治及經濟等議題。尤其，中國在非洲各國所得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備受關注，加上一些非洲國家的負面數據，令中國備受輿論的壓力。同時，這令一些非洲國家出現了緊張局勢，在尼日利亞、埃塞俄比亞、安哥拉、肯尼亞和讚比亞等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尤甚。

　　然而，這種觀點本身是有問題的，並且將一個迅速演變成微觀問題的複雜現象過度簡化。例如，據英國《金融時報》在2019年的報導，估計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有超過10,000家中資企業，其中高達90％為私營企業。這說明了中國人與非洲平民以及民生，有著密切的互動關係。事實上，Kwaku Dankwah和Padmore Amoah在加納進行的研究中亦發現，在本來是原住民主導的社會經濟領域中，中國人越發扮演活躍參與者的角色。儘管在當地人和中國人爭奪社會經濟領域主導地位時，一些衝突及鄙夷情緒無可避免，但Kwaku Dankwah和Marko Valenta在加納首都Accra的研究指出，這關係為部分行業的國民，特別是採掘資源工業、批發、小商販以至房東，帶來正面影響。在可預見的未來，考慮到中國中央政府推出「一帶一路」等政策在當地亦開始加快步伐，兩地人民的合作極可能會越見頻繁。

　　更複雜的是，中國和非洲的關係並非單向。中國與非洲各國之間的眾多雙邊協議，為非洲人打開了在中國各個城市定居及謀生的門路。最為人知曉的，莫過於廣州這個非洲人慣性定居和貿易的中國城市。

　　根據香港中文大學Gordon Mathews教授的說法，過去十年的數據顯示，僅在廣州的非洲人數就高達約10萬，但由於物價上漲和交易成本上升等因素，這數字近年急劇下滑。儘管如此，根據New Internationalist估計，每年有超過50萬非洲人前往中國進行各種商品和服務的交易。此外，在過去十年間，赴中留學的非洲學生人數持續上升，其增長率相對高於前往亞洲、歐洲和美洲的熱門國家留學的人數。前往中國的非洲人大多是商人、移民和學生，各懷著不同的動機和利益關係來到中國。最近的研究肯定了這些人的不同性質，卻缺乏一些對他們到中國的目的、融入社會的過程，以及對他們的生活的了解。

　　維也納大學的Adams Bodomo教授，是這類研究的其中一位先驅。他認為在中國的非洲人，就如身處非洲的中國人一樣，並非弱勢或被邊緣化的個體，而是獨立、適應能力十分高的人。然而，即使在跨種族婚姻上升的趨勢下，輿論和媒體仍描繪著非洲人試圖融入中國社會時出現的鴻溝。嶺南大學的Roberto Castillo等學者證實了這一點。他們認為，中國政府以非洲人口「微不足道」為由，在政策上只給予他們最低限度的關注。因此，語言障礙、移民問題以至各類型歧視等問題，成為了他們生活一部分 ─ 特別是對於貿易商人和其他「移民」。

　　在中國的非洲移民，經常要面對的問題包括不懂如何得到永久居留、經常被隨機檢查護照、以及受警察騷擾等問題；他們憂慮前景，並時常擔心會被逮捕或驅逐出境。Heidi Haugen及一些學者認為，即使是那些已婚並有孩子的人，也深感現行的移民政策難以保障他們的居住權。這些政策更可能是導致簽證逾期居留的原因，這在媒體上已有大肆報導。移民問題是許多在中國的非洲人，特別是持非學生身份來中的人，所面對的問題。研究報告顯示，他們在申領醫療保健等基本服務時遇到的困難，以及混血兒童面對的複雜入學過程，並不理想。

　　非洲人難以融合中國社會，這一點在他們的社會互動中可見一斑。一些評論家如Carlotta Dotto認為，非洲人在中國社會中，能和中國人社交的機會很有限。當地人對外國人和外國文化缺乏認識是原因之一；有指部分中國人害怕外國人，故不願與他們交談。這可歸究媒體將非洲人塑造成身陷絕望環境的、無助的受害者，而評論員Leroy Adams也曾指控他們具有犯罪傾向，跟Bodomo教授的說法背道而馳。同樣地，因為文化差異和對中國社會缺乏了解，非洲人難以找到與當地人互動的最佳方法。此外，我們還可以質疑這些在中國出現的不理想現象，是否只出現在非洲人身上？事實並非如此，因為在西方社會中，亦有不少歧視非洲人的情況，甚至在其他非洲國家對非本地非洲人，亦存有歧視（排外心理）。

　　儘管如此，中非的關係在未來數年必將變得更複雜。目前的情況，提醒我們要加強研究，探討兩者間的微妙關係，並找出讓中、非人民互相融入對方社會的途徑。至於語言和移民等問題，我們應視它們為加強雙方經濟和社會融合的契機。解決了以上問題後，我們就要正視公眾服務如教育、醫療和文娛康樂等的不平等問題。畢竟，中國和非洲國家之間的交流，對兩個社會的教育發展、文化互動及商業活動都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中非兩國人民互動能創造的機會實不容小覷，故此，大家必須處理雙方融合的瓶頸問題，以達致雙贏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