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停擺反映出不同群體間不可協調的分歧。即使立即採取一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措施，使得政府重新開張，政府停擺的根本原因也不會消失。全球化的深入使得收入也隨之全球化，但生活成本依然大多取決於本地。

　　美國國會可能不會提高債務上限，美國政府債務違約將是一個極大的風險。如果美國真違約，隨之而來的金融風暴很可能讓全球經濟重新陷入衰退。最可能的情況是達成一個暫時的解決方案，允許美國政府繼續累積債務運轉一年。不過，除非採取一些措施來調和左派和右派的根本性分歧，否則美國政府遲早會違約。美元是全球儲備貨幣，美國最終違約的巨大風險將對全球經濟構成致命威脅。其他國家幾乎沒有任何政策可抵消其影響。

　　黃金依然是保值的最佳工具。美聯儲退出量化寬鬆政策（QE）日益迫近，受此影響，黃金價格受到一定打壓。但這個因素正被新興市場強勁的黃金需求所抵消，而這些需求源自新興市場高企的通脹水平。今年抑或往前看，新興市場的黃金需求可能超過黃金總產量。我仍然堅信，黃金價格將在未來五年內超過每盎司3000美元。

分裂的美國社會

　　2008年金融危機前的五年，美國金字塔尖1%的家庭獲得了國民收入增量的65%。2008年後的五年，這一數值則上升至95%。流向這1%家庭的收入佔國民總收入的比重，從1979年的7.3%上升至2010年的12.9%。2000年至2011年，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下降了12.4%，而同期國民收入增長了18%。這些數據顯示出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平等，且這一不平等正日益加劇。

　　從財富的角度來看，故事更為驚人。金字塔尖1%的家庭佔有美國家庭總財富的22%，高收入家庭往往擁有較其收入更為可觀的財富。這些家庭從美聯儲致力於復甦經濟、但卻同時提高了資產價格的貨幣刺激政策中獲益良多。只有當這些從資產通脹中受益的人大幅消費，由此產生的「涓滴效應」（trickle- down effect）才能讓繁榮或經濟收益惠及所有人。

　　2012年中至2013年，美國的家庭淨財富增長了7.7萬億美元，相當於GDP的一半。本應為「涓滴效應」的2%GDP增長事實上卻流向了金字塔尖的 1%家庭。我一直認為貨幣刺激會加劇不平等，美聯儲以巨額QE刺激經濟就是最好的例子。儘管美國家庭淨財富從2009年二季度的48.5萬億美元增至4年後的74.8萬億美元，但人均收入並未提高。財富的迅速擴張使有錢人如虎添翼，他們操縱國家政策（支持資本收入及資產泡沫）的力量大大增強。

全球化驅動不平等

　　如今的全球化由跨國公司引領，這些公司在成本最低的地方生產，在價格更高的地方銷售，這和二戰以前的全球化相當不同。目前的這波全球化由製成品驅動，由於資金和原材料價格在全球範圍內差異不大，當下全球化惟一較大的驅動因素在於勞動力成本。

　　由於新興市場勞動力成本低，發達市場的銷售價格高，製造業活動不可避免地從發達國家流向新興市場。信息技術進步使愈來愈多的工作具有流動性，十年前，全球化的影響絕大部分見於工廠的藍領工人，現在，管理、科研和開發工作也可以流動。這就是為甚麼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過去幾年面臨巨大壓力的原因。甚至可以認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源在於西方中產階層不得不借債來維持以往的生活方式。

　　隨著信息技術進一步發展，白領中產階層的處境愈發艱難，大企業白領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涉及收集和分析信息，最新的信息技術則允許電腦來承擔這類任務，即使其中的一部分不能由電腦完成，他們也可以被輕鬆地外包給地球上任何角落的人。20世紀90年代，很多西方經濟體放棄了製造業就業，轉向在發展經濟體低成本製造業基礎上增加附加值的白領就業。高額的附加值讓大量白領工作得以存在。但現在，電子商務很可能摧毀很大一部分白領工作。全球化對發達經濟體的威脅已然顯現，並正在加劇。

全球化更利於社團性社會

　　德國和日本在處理全球化帶來的壓力方面做得更好，這兩國的企業往往延長僱用現有員工的時間，不根據短期的商業環境來裁員和招聘。這種文化的優勢在於，工人較少長時間失業，而長期失業往往會降低工人的工作技能。德國和日本政府對延長僱傭提供直接的激勵，最近一輪經濟下行期間，德國給不裁撤員工的公司提供補貼，日本政府則向增加工資的企業提供財政激勵。德日兩國的企業文化和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等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完全不同。其結果是，花費的成本相近，德國和日本得以保留大量的製造業，而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的製造業則喪失殆盡。

　　另一差異在於保持低生活成本。全球化使全球薪酬水平趨於一體化，但生活成本（主要由住房、醫療和教育主導）仍然受本地因素影響。一國政府重要的工作之一是 將生活成本控制在較低水平，德國和日本在此一直做得很好。兩國企業文化抑制著收入不平等加劇的同時，兩國政府的政策也控制著生活成本的提高，如打擊房地產投機、提供高質量且有政府補助的醫療和教育等。

　　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則正好相反，在喪失製造業的同時，還為短期經濟繁榮出台鼓勵經濟金融化的政策，導致住房、教育和醫療等不可貿易商品和服務的通脹。於是，這些國家的工人不僅在全球競爭中落敗，而且面臨日益高企的生活成本，這種兩頭擠壓所產生的社會影響異常顯著。

美國人的反政府基因

　　直到上世紀經濟大蕭條、羅斯福新政出台前，美國一直處於小政府狀態。幅員遼闊的土地使大部分美國人可成為自給自足的農民。而在亞洲和歐洲，馬爾薩斯式的力量使農民辛苦工作卻僅能生產「糊口」的糧食。美國的農業比較新、人口密度也不大。因此，個人主義在經濟上可行，進而在美國人心中根深蒂固，這是美國人普遍反對大政府的經濟原因。

　　工業化將人口轉移到城市，人們開始在複雜的企業組織中謀生，而不再系於土地。因此，很多人不再能夠自給自足，當運氣較背時，需要外部的幫助，這種需求在大蕭條時期最為明顯。當四分之一勞動大軍處於失業狀態時，很多失業者無法再為他們的生計負責，政府給予一些幫助無疑是合理的。

　　經過這兩輪擴張，一個世紀前還幾乎為零的美國聯邦政府支出上升到了GDP的三分之一以上。這一趨勢激怒了反對政府擴大的那一部分美國人。這促成了裡根20世紀80年代當選美國總統，並開始減稅以縮小政府。然而減稅實際上增加了預算赤字，並未縮小政府。

　　當前，激發了反政府運動的是「奧巴馬醫改」（Obamacare），這一改革正將醫療保險市場納入政府管控之下，通過強制每個人購買醫療保險享受醫保，實 質是要求人口間的醫療補貼。這套改革理論上奏效，但可能需要龐大的政府機器來管理。毫無疑問，「奧巴馬醫改」標誌著美國歷史上的第三輪政府擴張，反對派對醫改的反對情緒可想而知。

　　「奧巴馬醫改」之所以能通過，原因很簡單：在全球化中，利益受損的美國人遠比獲益的美國人多，儘管後者獲益良多。在「奧巴馬醫改」通過後，反對者開始反擊。美國體制下，下定決心的少數人能施加遠超其人數的影響力。由於一個國會議員需贏得其所在區一半以上的選票，理論上，25%孤注一擲的人可推選出一半的國會議員來控制國會。目前，共和黨對國會的控制與此情況類似，儘管共和黨贏得的票數比民主黨少，但他們仍然控制著國會。

　　近年來，由於修改後的美國法律允許無限額的政治廣告支出，金錢在美國政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若沒有這項法律變化，少數派還不可能變得如此強大——足夠關閉政府，還以政府違約相威脅。

美元好日子屈指可數

　　自二戰以來，美元就一直主導著全球經濟。美元開始主導全球經濟之時，美國經濟佔全球總量的一半，美元的霸權或許還可以理解。現在美國經濟約佔全球經濟的 20%，且這一比重與日俱「減」。美元持續的主導地位，一是來自於慣性，二是因缺少可替代的貨幣。審視美元霸權地位的一個有趣的視角是華人在其中的角色， 華人可能擁有美國之外絕大多數的美元。中國將人民幣與美元掛鉤，又將國際收支盈餘用於購買美元資產，這股力量可能是過去十年支撐美元最為重要的力量。可以說，美元的霸權某種程度上是一種中國現象。

　　我對美元未來五年的趨勢保持樂觀，隨著美聯儲逐步退出量化寬鬆政策，美元可能會收復一些失地。但從長期來看，美元可能不會再有好的表現。美國政府一直試圖通過大幅增加貨幣供應從美元的全球地位中榨取利益，這實際上是對各地華人的變相徵稅。在未來某一時點，鑑於其長期的貶值趨勢，對美元的需求終將消弱。

　　美國政府違約可能是美元沒落的一個催化劑。圍繞美國政府債務上限的爭執風險巨大，我並不認為美國政府這一次真的會違約，但未來的風險更大。若「奧巴馬醫改」頂住壓力，其反對派可能會進一步被激怒。他們無疑有無限的財力，並且不惜製造混亂——如果這是抑制政府擴張的惟一途徑。未來某個時點，他們終會策劃一 些方案，使美國政府違約。

　　我相信黃金將有良好的表現，儘管美聯儲的緊縮傾向是一個不利因素，但黃金的基本面很好，足以使黃金價格逆勢攀升。隨著美元的脆弱性日益明顯，對黃金的需求將猛增。我認為，未來五年，黃金的價格將攀升至每盎司3000美元以上。

　　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自《財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