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二十多年來，每年的二、三月間研讀「財政預算案」已成為我的一種習慣。「預算案」若有糖可派，我絕不會拒絕接受，因為我相信人民為自己理財，勝於假手於政府、要它為我們理財，所以我一向支持還富於民。但「財政預算案」也是政府宣示其理財理念的地方，對於研判未來的政策發展，會提供極重要的資料，所以我更重視其字裏行間，是否透露了財爺及其團隊的甚麼經濟思想，及他們要面對甚麼樣的制約。

港府的理財規則，最重要是考慮是否符合整個社會的成本效益。

　　經濟學的核心是如何在各種制約的束縛下達到最理想的目標，這既有重視現實的一面，亦有追求理想的一面。政府有責任要支持經濟的發展，它的理財工具主要便是決定把多少錢配置到不同的項目上去。它要面對的制約自然是可以配置的資源有限。

開支愈大 增長率反下降

　　在制約上，香港要應付的問題比較特殊。在去年年底，「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已把一份長達二、三百頁滿布數據的報告交了給財爺，這份報告下周一或以前便會公布（印刷出來的報告是否有二、三百頁或更長我不得而知），報告的部分內容，預算案已有透露，據此我們可以得知，香港政府中短期的財政狀況的確尚好，但因人口老化及其他因素的影響，將來有很大的財政風險，除非政府現在便更加重視審慎理財，按基本法的要求，量入為出。這情況好比某某家庭，現在每月收支仍稍有盈餘，銀行也儲有一筆資金，但這家庭卻知道幾年後家中有幾個孩子要進大學，到時必會入不敷支，那麼現在如何是好？答案自然是節衣縮食，及努力賺錢儲蓄。從預算案所見，雖然這份報告不見得會被政府完全接納，但財爺已明白其中對未來的警示，用錢已較為小心，不想增加將來的困難，派糖也派少了。

　　我信任自由市場多於信任政府，但我卻反對無政府主義，政府在社會中有其必要的功能，因此，政府必須有資源支持它的運作。哈佛大學的巴羅（Robert Barro）多年前便有篇經典的定量研究論文，他發現政府用錢的規模若是很低的話，經濟增長率會乏善可陳，若政府增加開支，經濟增長率會有所提高，不過，當政府開支愈來愈大時，經濟增長率便會掉頭而下，因為政府用錢往往效率極低。

　　巴羅又發現，在實證上，用錢比例愈高的政府，經濟增長率都會偏低。這些發現其實意味著世界上幾乎所有的政府都已過大，增加開支只會使它們更尾大不掉。我們只要看看日本與歐洲近年的境況便可知巴羅所言不虛。所以從來都認同香港理財官員所相信的「大市場小政府」路線。

基建教育 社會效益較高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政府一見到要用錢便要皺上眉頭，變成一個守財奴。大多數人可能都會同意，應用則用，應省的便省。這說來容易，但實際上用甚麼標準可判斷是否應把錢用在某某項目上。我認為標準只有一個，便是這些項目是否符合社會的成本效益。若是經過仔細的研究計算後，某項目的效益（折現值）大於成本，錢不妨多用，反之則不撥錢。十多年前，我認為政府與迪士尼合作不符成本效益，所以反對。四年前，我用過多種方法估算高鐵的成本效益，認為它帶來的效益大於成本，所以贊成建高鐵。在今年的預算案中，財爺顯示出他很重視基建與教育，這是對的。香港最有價值的資源是土地與人才，基建可開發出更多有效益的土地，教育則可增加人才，社會效益都很高。

　　不過，我們在預算案附錄中，卻可見到，來年的公共開支中，基建的實質開支只增加0.1％，而教育的實質開支更會減少2.4％。反之，社會福利開支在扣除通脹後，卻會增加高達8.7％。由此可見，財爺縱然是認同基建與教育可為社會生財，但仍不敵民粹的政治壓力，福利大幅增加了，但基建及教育的開支都在減少，這並不理想。

轉載自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