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美國財政部公布，今年5月，中國持有美國政府發行的美債創了自2010年5月以來的新低，只得9808億美元，亦是近12年首次跌破1萬億。從去年11月開始，中國共減持了1000億元美債，速度不可謂不快。減持的原因相信有二︰第一，美國通脹失控，縱然有加息，但實質利率已跌至負6%的水位，持有美元資產愈多，損失愈大；第二，美國雖在1976年立了國內法，政府或個體無權凍結或掠奪外國主權國家的資產，但近年她仍充公了阿富汗、委內瑞拉及俄羅斯的外匯儲備，顯示其對本國法律也視而不見，美國早已視中國為最大對手，誰敢保證美國會永遠尊重合約精神，將來不會賴債不還？

　　香港有大約4萬餘億港元的外匯儲備，這筆龐大的資產中，有稍多於一半屬於貨幣基礎，香港若要維持聯繫匯率，這一筆錢便動不得。但另有一筆稍低於2萬億港元的外匯資產是香港市民所擁有，財政司司長有權決定如何用。這筆錢與聯繫匯率並無直接關係，但一樣需要保護，坐以待斃（單是每年損失6%已是使人肉痛）不是好的選項。不過，減持外匯儲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困難，不持美元資產，改持甚麼？這是一個永恒的問題，不易回答。

審慎處置2萬億外匯資產

　　在解決此等問題上，我們應通盤考慮，找出一種可以一石多鳥的政策。此種政策存在，一策可解決4個困難的問題，可謂一石四鳥。

　　問題的核心是這筆近2萬億的外匯資產應如何處置才可保障金融安全，並可對香港作出最大的貢獻？方法是藏富於地及藏富於民，今天只談藏富於地。

　　香港的房屋與土地問題嚴峻已是不爭的事實。一個收入在中位數的港人，要23.2年的全部收入積累起來才可買到一所位處中位價錢的小單位。樓價高企外，港人住所還十分細小，人均居住面積只得16平方米，遠低於新加坡的25.1平方米和內地城市的39.8平方米，與紐約的49平方米相距便更遠了。解決又貴又細問題的唯一方法，便是找到充足的土地去建樓，靠供應去抑制樓價。但土地並非免費午餐，增加土地，不論是靠填海造地或是投資基建改善交通，又或是收購農地，都要用錢。

　　樓價問題不解決，香港的一個基礎矛盾便難以化解。從1993年至2020年，樓價指數上升了232%，但港人入息的中位數只上升了153%，買樓是愈來愈困難，25至29歲的年輕人收入中位數只增加了125%，他們的處境更為困難，社會如何會沒有怨氣？投資在土地上，從而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是紓緩怨氣的必要條件，但不一定是充分條件。

投資性開支效益大於成本

　　未來的5年、10年，香港的經濟處境仍有重大困難。中國雖經歷著盛世，可帶動到香港，但西方國家卻處於走向衰落的亂世，香港是國際都會，很易受到拖累。要保證香港經濟能穩定發展，我們需要一種長期性而非周期性，而且規模又足夠大的財政政策去拉動經濟。此種政策不應是消費性的開支，儲備被消費掉後，將來因人口老化而造成的政府開支大增，便更難應付。政府刺激經濟的財政政策，應是與消費性開支斷然不同的投資性開支，投資後將來可得到回報，而且效益必須大於成本，這樣才可保住儲備。香港土地珍稀，造地及搞基建都可增加將來的賣地收入，可確保將來人口老化後政府仍有餘力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此種藏富於地的政策能否成功，關鍵是香港有無一些土地項目，投資規模足夠大，而且效益遠大於成本？更理想的情況是，投資不單帶來重要的社會效益，如有地建公屋居屋，發展交通網絡，光是政府的賣地收入便可遠遠抵銷掉造地搞基建的成本。2014年政府推出未來基金計劃，便是因為持有美債回報太低（當時尚未有資產被劫掠的風險），要找一些回報高的項目去投資，但大多數項目不在香港。社會中有人批評為何把資金益別人不益香港，這批評部分是對的，在港投資一些不偏幫小圈子利益的項目，不但有回報，亦可助社會發展。

拓明日大嶼北都 藏富於地

　　香港有兩個大型的項目是符合上述條件的，明日大嶼與北部都會區計劃總投資額近萬億港元，等於可把2萬億可動用儲備的一半藏於九地之下，擺脫外匯被奪及被通脹侵蝕之風險，這是一石四鳥的第一鳥；第二鳥是樓價可控，香港也有地可供新的發展；第三鳥是買不起樓所引致的社會怨氣可部分化解；第四鳥是有重大基建項目製造就業，帶動經濟。這四鳥到手，還不會瓦解審慎理財的原則，涉及的外匯並非被消費掉，而是其承載體改為未來可售賣的土地而已。

　　在以後幾周，我將會詳細論述這些土地項目為何都符合成本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