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教育局火頭處處，其中，有報道指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將檢討新高中通識教育科，研究方向包括把文憑試通識科評分標準改為及格或不及格、只修不考，或把通識科由必修科轉為選修科等等。所謂一石激起千重浪，消息一出，通識科老師、議員、智庫、政黨、家長組織，紛紛表達意見，彼此立場迴異，眾說紛紜，一時間難有定論。 

除了缺乏理論基礎，教育局對Critical Thinking的概念掌握有誤，也讓通識科走了歪路。(iStock圖片)

　　其實，自特區政府於2009年推行「334」新高中學制，摒棄傳統文理分科，把通識和中英數並列為必修科以來，通識科便成熨手山芋，推行以來，爭議不斷，流弊叢生，不論在教（課程內容）、考（DSE文憑試）及出路（升學選科）幾方面也問題多多。

　　我從美國回港後這十多年來，一直關注及跟進通識科的發展，不斷發表文章及在議會提出質詢，匯賢智庫更早於2015年已提倡把通識科轉為選修科。

難「教」－－重時事輕經典 乏理論亂批判

　　我在2008年當選立法會議員後不久，便在教育事務委員會提出質詢，要求教育局官員交代新高中學制通識科的具體課程內容。當時與會的教育局官員回覆，通識科的課程設計會參考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IB）的核心科目：知識理論科（Theory of Knowledge）。

　　到2009年實際推行時，通識科設六大單元，分別為個人成長及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公共衛生、能源科技與可持續發展。教育局希望學生藉著通識科掌握跨學科知識，做到「文理兼備」，可是六大單元既深且廣，教學容易流於片面。

　　教育局認為通識科教學不應依賴課本，因此不接受通識教科書送審，以致坊間通識教材良莠不齊。老師教學時大多取材報章剪報或坊間精讀，當中學術水平、立場、資料、分析是中立或偏頗，並沒標準。

　　最近便有應屆DSE考生的家長向我反映，她的考生兒子向她請教強積金對沖的問題，擔心考試會問，把媽媽問得口啞啞。如此艱深又具技術性的議題，試問一般家長（甚至老師）及中學生如何掌握？還要分析及評論？

　　再者，通識課程設計並不包括閱讀學術理論和經典篇章，例如講述公民抗命，卻不用閱讀Henry David Thoreau有關Civil Disobedience的經典文章，同學往往在缺乏理論基礎下討論、分析，談不上有多深度。

　　除了缺乏理論基礎，教育局對Critical Thinking的概念掌握有誤，也讓通識科走了歪路。

　　Critical Thinking的概念源於1994年的「美國教育法案」，原意是懂得分辨事物的邏輯、衡量正反兩面的因素，從而理性客觀地分析。然而，教育局卻將Critical Thinking直譯為「批判性思考」，令教育工作者、學生，甚至家長都產生誤解，以為按字面解釋，批評即等同思考，於是甚麼東西都批評。教統局在Critical Thinking翻譯上的謬誤，反映有關當局欠缺Critical Thinking，形同誤導。

　　我早於2008年已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教育局將Critical Thinking的中譯改為「明辨性思考」，局方終在2014年同意更正。可惜「批判性思考」已深入民心，影響了多屆同學。

　　師資方面，猶記得當初推行通識科時，並沒有足夠的通識科專科老師，很多學校要求任教其他科目的老師兼教甚至轉教通識，老師為保飯碗惟有從命，專科專教蕩然無存，當時很多老師怨聲載道。後來，各大學及專上院校紛紛推出通識課程，培訓了一批批通識科老師，師資問題算是有所改善。可是，若將來把通識科轉為選修科，老師需求會大減，故此可理解為何前線通識老師對檢討倡議反應如此大。

難「考」－－重政治輕數理 操題型乏意義

　　考評方面，通識科最為人詬病的，便是考核方式及評分準則。首屆文憑試通識科的及格率高達90.8%，遠超其他核心科目近10個百分點，當時有評論質疑考評局刻意調低試卷程度，讓通識科「軟著陸」，有「放水」之嫌。

　　往後多年，試題則經常以政治參與題為主，包括本地政黨與政府管治效能（2012）、國民身分認同（2013）、立法會組成與拉布（2013）、示威遊行與政府管治困難（2014）、社會政治參與成效（2015）及民主程度與競爭力（2016）等等。

　　在考評主導、「考甚麼就教甚麼」的大環境下，老師教學時難免則重政治及時事議題，相對地縮減了其他範疇的教學時數，收窄了同學的知識面，有違通識科原意。考生則擔心若自己的答案與評卷員的政治立場不同，便會影響分數。雖然考評局多番澄清多重評卷制度，卻未能減低家長及考生的憂慮。

　　再者，由於六大單元幾乎涉及無限議題，教與學都難以兼顧所有，考生往往依靠老師及坊間補習天王「貼題」，與及操練題型來應試，例如恒常議題（全球化）、熱門議題（電動車）、多大程度同意、資料對比題等等，近年還發展至操練提問字眼／重點字眼，例如若考題中出現「應不應該」，考生便要相應回答「政府責任」，同時需把概念詞、關鍵詞、金句「塞」入答案中。這些純粹是答題操練，與議題內容及知識吸收無關，更與明辨性思考或思維訓練沾不上邊。

　　此外，通識科的筆試內容以長答題目為主，側重考核學生語文能力的運用，對語文能力較為遜色的同學，特別是數理強文字弱的男生，相當不利。例如2014年的文憑試通識科成績中，有61.2%女生考獲4級或以上，卻只有37.6%男生考獲同等成績。這無疑有違教育局藉通識科提高同學統計和數據分析能力的原意。

　　至於通識科「獨立專題探究」（IES），原意是鼓勵學生自主學習，自行探索感興趣的社會議題，呈交報告，作為校本評核項目。IES要求學生自擬研究題目及蒐集資料，需要不同實地考察和活動支援。於是家境富裕或家長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優厚的同學便非常有利，基層同學生進行多元探索的機會則相形見絀。

難「選科」－－重必修輕選修 報大學沒出路

　　新高中學制下，同學要在四科必修科考得3322才達致大學入學最低門檻，而通識科作為必修科，加上其課程之深之廣，同學往往要投放大量時間和精力應付，才有望在文憑試取得佳績。然而，學生投放的時間精力，原來與此科出路不成正比。

　　匯賢智庫於2015年做《新學制檢討及前瞻》的大型研究時，諮詢過本港各大學、不同階層的家長，同時參考海外教育體系，發現本港大學各學系中，沒有哪學系要求同學在中學時期必須讀過通識才能修讀。

　　《有線新聞》在5月3日的報道中亦提及，多間大學的工程或理科收生要求，通識只計半科甚至「唔計」，同學等於枉讀通識了。

　　此外，匯賢智庫的研究發現，通識科在海外院校的認受性也不高，例如部分英國院校University of Leicester、University of Birmingham、University of Nottingham、University of Sheffield、University of Leeds等等，表明收生時不會考慮香港通識科的成績。這讓中產家長很困擾，認為子女花大量時間在通識科，卻無助海外升學。

　　同時，我十分認同前香港大學校長、現任港科院院長徐立之教授的看法，由於學生要修讀四個必修科，變相較少空間選讀自己有興趣的科目，例如較為艱深的理科和高階數學（M1、M2）成了犧牲品。好些大學學系為維持收生人數而削足就履，取錄缺乏專科基礎知識的同學。而這些同學升讀大學後，由於缺乏高階數理基礎，表現會較差，長遠而言，影響了香港的人才庫及競爭力。

　　在美國，很多頂尖大學都規定一年級學生修讀通識課程（General Education），要求所有學生深入研究人文學科的典籍及自然科學的理論。香港多間大學亦仿效美國，為新高中學制同學設立以研讀典籍為本的通識教育必修課程，可見學習典籍才是通識教育的基礎，而同學在升讀大學後始修讀通識更加適合，教育局無需在高中揠苗助長。

匯賢智庫早倡議 優化通識科

　　正如上文所述，匯賢智庫早於2015年，已向教育局提交了《新學制檢討及前瞻》意見書，當中提出了優化通識科的各項建議：

1 把通識科由必修科轉為選修科；

2 引入指定閱讀篇章或經典著作，讓同學借鏡不同學派理論，提高課程的知識含量，不用流於空泛討論；

3 接受通識科教科書送審，確保教材質素，保證課本內容達基本學術要求；

4 確保考評試題均衡設計，公平對待六大單元，不能側重個別範疇； 

5 試題需加強數據分析的比重，例如加入選擇題等，讓不同能力的同學均能發揮；

6 簡化「獨立專題探究」（IES）的校本評核要求。

　　通識科推行接近十年，課程設計和考核形式問題多多，同學投放的時間卻與大學收生要求不成正比。我認同現在是時候深入檢討，我指的不是小修小補的微調，而是認真思考撥亂反正之策。此外，我也贊同徐立之教授的建議，為新高中學制的必修科鬆綁，讓同學選讀真正有興趣的科目，讓大學收生更靈活，長遠有利香港人才培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