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的歐洲議會選舉，將是對歐洲溫和政治傳統的一次重大考驗，也可能是全球政治生態走向的一塊試金石。自從歐債危機，以民粹主義為基本特色的極端政見在歐洲各國紛紛崛起，極端政黨一度有橫掃歐洲政權的氣勢，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最大的政治生態變化，傳統的政治精英被掃地出門，名不見經傳的政客和成立未幾的政黨站到了各國政治舞台的中央。

　　然而，歐洲的政治環境和政策並沒有因此而出現巨大的改變。部分極端政黨並未攀上權力的頂峰，部分極端政黨執政後政策與訴求變得比較溫和，除了意大利執政聯盟作出一些超乎常理的舉動，由其它極端政黨掌控的政府大致上行為並不算太乖張。意大利執政聯盟一度向歐盟的財政紀律作出挑戰，觸發該國國債市場的動盪，但是最終還是向布魯塞爾的意志和紀律屈服，極端政治浪潮沒有掀起大規模的區域性市場恐慌，更沒有觸發全球系統風險。

　　筆者認為，歐洲這一輪極端政治浪潮已經見頂。極端政黨幾年前一度佔據約30%的民意，不過最新的民意測驗顯示他們的支持率已經下降，起碼上升的勢頭基本消失。觸發歐洲選民摒棄傳統政治理念和政黨的三大原因，一是債務危機帶來的經濟、民生困境；二是南歐各國大力收縮財政支出傷及民生；最後是移民危機掀起的民怨、民憤。這三個因素很大程度上消弭了，用選票來懲罰傳統政黨的激情也就不再了。極端政黨上台後並沒有兌現競選諾言，其極端政綱也受到體制的制約，選民對他們的期待和熱情已經大不如前。

　　隨著經濟不安全感的消退，筆者認為選民的求變激情也就消退了。歐洲經濟已經走出了歐債危機的陰影，雖然復甦力度不強，前瞻性指標指向增長的下行壓力，不過大量失業人士重新找到工作，失業率接近危機前的水平，工資亦有2.5%左右的增長，也接近危機前的水平。至於觸犯眾怒的移民危機（2012年底開始），現在的移民流入數量是四年來最低，遠遠小過2015年的峰值。今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以及比利時、希臘、葡萄牙選舉，將是對筆者預言的測驗。

　　極端政治崛起的結構性源頭卻沒有消失。1）就業市場已經並繼續發生著結構性變化，生產線外移和網上購物的興起，令部分就業機會永久消失，中產階層尤其受到打擊。2）量化寬鬆導致資產價格的上升速度遠遠快過工資的上漲速度，貧富懸殊愈來愈顯性化，仇富心態、憤怒公民常態化，社會分化與對立常態化。3）人口結構老化導致選民訴求偏向老人的福利，這卻觸發年輕人的對立與抗爭。4）歐盟本身並非主權組織，各國政府心向選票製造出國家與歐盟政策目標上的錯位。

　　因此筆者判斷歐洲的極端政治浪潮，由急性發作期轉向慢性發病期，病還是有的。戰後歐洲各國的權力中心基本上偏向中性，中間偏左政黨與中間偏右政黨輪流坐莊，政治精英主導了政策走勢，也維持了政策的相對連續性。近幾年，中間偏左和偏右政黨同時遭到選民唾棄，政治勢力分佈由中間凸出的「鐘形」變為兩頭凸起的「啞鈴形」，政策起伏顛簸恐怕在可預見的將來會持續下去。

　　極端勢力的崛起，明顯受益於新媒體。媒體的集合力、渲染力和傳播力十分震撼，將沒有傳統支部、選民樁腳的新生政黨很快推入議會大堂。法國黃背心運動，全靠Facebook等新媒體來集合、運作，法國政府希望與之談判時候，居然找不到談判對手。運動只有基因沒有器官更沒有大腦，這種趨勢值得政治學家研究，更可能成為未來政治社會衍變的新趨勢。

　　無獨有偶，美國的政治生態在幾乎同一個時間發生了類似的變化。選民的求變意識，將極端主義者、民粹主義者特朗普送進了白宮。特朗普強烈的個人色彩，為美國的政策抹上了一片片誇張的色彩，但是他的政策推出卻受到體制的制約。隨著共和黨輸掉國會半壁江山，美國極端勢力崛起恐怕也過了急性發作期。

　　但是美國中期選舉的結果顯示，傳統政治精英、共和黨和民主黨溫和派議員的影響力下降，有些甚至失去了議席，特朗普為中心的右翼極端勢力進一步壯大。同時，與之對抗的民主黨也轉向激進，迄今為止宣佈參加總統選舉初選的候選人中，大多數都擁有激進的左派立場。美國政治生態同樣由「鐘形」轉向「啞鈴形」。新媒體環境下，各有各的群、各說各的話，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基本聽不到群外的意見，於是產生出巨大的判斷錯位。政治立場、敏感議題上的對立，更容易導致社會的撕裂。2020年總統選舉，將是美國政治社會生態衍變的投影儀。

　　政治生態如同經濟運作，也有其自身的周期。極端政治勢力往往在經濟危機後出現爆炸性的增長，他們往往披著民粹主義的外衣，挑逗和利用選民的憤怒情緒，最好的例子就是上世紀30年代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崛起。筆者認為，極端勢力上升的外表動力已經放緩，但是內在成因尚未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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