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月1日，有2784名嬰兒在上海誕生；十年後同一日同一城市，1148名嬰兒誕生；再十年後同一日同一城市，380名嬰兒誕生；至2020年的同一日同一城市，156名嬰兒誕生；今年同一日同一城市，僅有27名嬰兒誕生。

　　上海市的出生率正在出現斷崖式的下跌。疫情期間夫妻被逼整天待在家裏，也沒有能夠對出生率帶來統計數據上可察覺的反彈。

　　上海的新生兒出生統計，其實是全國生育狀況的折射。中國的出生率於2019年降至千分之10.5，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低的，已經進入「超少子化」狀態。這個數字無論與本國數據相比還是和國際數據相比，都是極低的。急降中的生育率、出生率，宣告了幾年前的「單獨二胎」和「全面二胎」政策失敗，也敲響了對中國經濟乃至民族存亡的警鐘。

　　中國經濟存在著林林總總的「灰犀牛」，大概率發生、影響巨大的潛在危機，其中最大的恐怕就是人口懸崖所帶來的衝擊。人口問題，在經濟學中屬於長周期範疇，是看得見摸得著的長期存在，預測難度不大。它的到來，以十年甚至百年為計算單位，也許對股市一朝一夕的變化影響有限，但卻對經濟的長遠發展關係重大，最終影響到每一個家庭，影響到國家的前途。人口周期的變化，根本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變的，也不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可以干預的。

　　人口懸崖對中國經濟的第一個重大影響，是人口紅利的消失。勞動力供應的下降先導致製造業從業員的萎縮，然後帶來服務業成本的上升，觸發一系列行業的變局，或生產線外移，或產業升級，或機器人替代，最終也許仍然躲不開服務業成本的迅速上漲。

　　第二個重大影響是醫療費用的暴漲。中國60歲以上老人佔總人口超過17%，這群嬰兒潮出生的人群對醫療資源的佔用和所產生的費用明顯增加。更重要的是，未來二十年年齡超過80歲的超老齡人口預計會暴漲，而80歲以上年齡段的醫療開支是60歲以上年齡段的八倍。

　　人口懸崖對我們財富的最大影響是房價。日本90年代房地產泡沫的破滅，有日圓匯率急升和事後央行政策失誤等一系列原因，不過最大的基本面原因在筆者看來是人口結構的逆轉。日本戰後嬰兒潮人群逐步通過人生周期的拐點，儲蓄需要為日後的變現做準備，於是花錢減少、投資慾望下降，而年輕人不僅數量少，而且就業機會不穩定，形成經濟與就業的惡性循環。人口結構迅速老齡化，是日本房地產市場一蹶不振的根本原因。

　　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會不會也經歷日本的一幕？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在筆者看來靠著五個引擎帶動起飛的。經濟與收入的增長、人口增長、貨幣超量發行、城鎮化運動以及政策支持。筆者認為經濟與收入增長、貨幣超量發行依然存在，城鎮化速度在放慢，人口增長的勢頭已經見頂，不久會見到人口淨增長的拐點，政策支持就比較微妙。

　　筆者認為中國的房地產政策分供應端管理和需求端管理。對於供應端，政府的管制力度明顯加大，防範房市爆出黑天鵝事件。去年夏季推出的三條紅線政策，卡住了多數非國有房企的融資渠道。「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成為非國有房企的一道緊箍咒，甚至是催命符。在需求端，政府的政策管理相對溫和，主要是運用房貸尺度來調節流入市場的資金數量，重在防範系統性風險。筆者暫時看不到房價大跌的風險，不過人口老化之下居住需求下降是可預見的。

　　中國政府曾經希望通過放寬計劃生育限制，扭轉人口增長失速的問題，但是看來這項政策失敗了。對於今天的中國人來講，高騰的住房價格和教育開支重壓之下，年輕人沒有強烈的生育慾望。除了在政策出台的第一二年有些小抬升外，放寬二胎限制幾乎沒有對人口增長帶來多少刺激；相反，出生率出現了俯衝式下降。

　　生育，不僅受到經濟條件制約，其實同時還是一種文化。新的一代年輕人，根本沒有哥哥、妹妹的概念，從小的成長環境就是就是自己玩。年輕夫妻雙職工，帶一個孩子加上家務已經精疲力竭了，周末還要帶孩子去參加各種興趣班。他們以及周邊的朋友看不到多生孩子的慾望。

　　韓國比中國早二十餘年實施了計劃生育政策，由於生育率急降，於1996年取消了計劃生育政策，但是生育率並沒有因此而明顯反彈。去年全國死亡人口更超過出生人口，被牛津大學教授稱為「全球首個消失的國家。」

　　中國在放開計劃生育政策上，繼續嘆慢板。國家衛生與健康委員會透露，即將對東北地區開展全面開放生育的試點。中國人口增長出現斷崖式下跌、人口老化和結構性倒掛嚴重，這些在全國範圍內出現是板上釘釘的，根本不需要再慢吞吞地試點？不解決住房、教育、育兒、醫療成本問題，光光開放生育也是不夠的，低生育率在中國已經成為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東北人口流出嚴重，其背後是經濟和就業市場缺乏活力，經濟基本面因素勢必影響東北的出生率和人員流動率。

　　今年小學三年級的一本課本的封面插圖中，過去傳統的一家三口家庭又多出一位睡在嬰兒車上孩子。起碼有關當局嘗試從下一代的觀念和文化層面上做文章。這是可喜的進步，但是還不夠，做得也不夠快。

　　中國的人口懸崖現像已經是迫在眉睫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需要一個漫長的解決過程。韓國前車之鑑表明，重新培植生育文化是一個艱難、曲折的社會工程，並非一項政策便可一蹴而就的。中國必須下大力氣扭轉生育率急跌的局面，對此掉以輕心是對民族的未來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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