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在香港舉行的講座中指出:將來最珍貴的資源不是石油，而是數據。「大數據時代」旋即成為城中熱話。儘管大數據和數據分析成為工商界、科技界和政府都關注的趨勢，在社會領域的作用仍然是個未知數。在大數據時代，甚麼樣的數據能幫助我們解決嚴重的社會問題，例如露宿者、人口販賣和教育呢？怎樣運用它們呢?社會企業如何抓住這些新機遇和挑戰呢?

開放數據支援社會機構

　　大數據是指從各式各樣的數據中，通過處理和分析，歸納出有價值的訊息。全球有近70億人擁有流動電話，普及率高達96%;約有1/3人口使用移動寬頻；發展中國家亦積極推廣資訊科技普及化。根據IBM的統計，每天約創造了2.5千萬億字節的數據，足以填補約570.5億個32 GB的iPad。這些數據是由測量世界各地的風向、溫度和電流的科學儀器所收集回來的。其他數據則由金融系統監測債券銷售、股票交易和銀行存款等獲取。有些則由是由政府人員，如警察和福利監督員等輸入。所有的數據如果擱置不用就沒甚麼價值。一旦到它們被分析並用於決策上，便能產生巨大的社會影響。

　　迄今為止，大數據的用途多運用在科學領域、官方機構和跨國企業運作上，但亦有小部份社會企業和非牟利機構利用大數據推動大型的社會變革。

　　英國在這方面做出不俗的成效。其中的例子有英國住房行動慈善基金會（簡稱HACT）。HACT以創新的方式，為弱勢社群解決住屋問題。它和牛津大學攜手開發了一個名為「社區透視」的地理訊息系統，通過整合政府的公開數據和私營機構的資訊，提供網上社區地圖、即時街道概況和空置房屋報告。每個社區的居民和工作者可以瞭解當區的狀況，確定急需援助的地點等。同時，它正建立一個房屋大數據項目，收集來自英國各地16個住房供應商提供的統計數字，創設一個更豐富的網絡，為房屋供應商提供一個協力解決住屋問題和評估社會影響的基礎。另一名為「360捐獻」的機構則把24萬個資助項目放在網上，用者可按關鍵詞來搜尋有關資料，大大提升這些資助項目的透明度，為社會投資者提供充份的資訊，並把資助者和社會企業或慈善機構聯繫起來。

公民參與和公民科學

　　大數據是社會創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只是專業人士的領域，市民大眾也可參與幫助創建和分析數據。隨著開放數據平台的普及，越來越多市民通過「公民科學」來創造新點子。在2010年，倫敦市公開「倫敦數據存儲庫」的資料讓公眾人士查看和使用來自市政府機構發佈的原始數據。資訊包括經濟、犯罪和交通系統的實時數據。一位程式開發員利用這些數據創建了倫敦地下鐵的網上地圖，幾天之內有超過25萬個點擊率。另一位電子工程師則創建了騎自行車地圖，在推廣騎乘文化之餘，又給用者帶來極大的方便。同樣地，大彩票基金兩年前公開發佈由2004年開始用作調查研究的數據。美國政府和世界銀行也公開數據給公眾人士使用。這些開放數據平台不只提高資訊透明度，鼓勵共享價值，還激發越來越多公眾人士投入創新行列，利用這些資料開發新的應用程式來解決社會問題。

具體應用

　　販賣人口是一個龐大的非法活動。人口販子利用手機、社交媒體、網上廣告和其他互聯網平台從事不法勾當。若能透過這些管道收集數據，並用於識別和跟蹤，甚至起訴人口販子，將會事半功倍。

　　泰國的「失蹤人口訊息中心」便是利用眾包(crowdsourcing)平台分發失蹤人口的資料給平台上4萬多名會員義工和的士召喚台。中心還利用警局和福利機構的數據，分析過往拐帶和販賣人口的模式，把資料分發給受害者親屬和有心人士，由他們主動提供線索，最後交由警方追縱。該中心的成功尋獲率高達70%。

　　在2012年谷歌捐贈了300萬美元給3個反販賣人口的國際組織，並把它們從電話熱線收集到的數據合併，擴展其熱線成為國際熱線。這是一個跨國界和跨界別合作的好例子。

移動電話的社會價值

　　另一個善用大數據的領域就是手機。大多數智能手機包含全球定位系統的技術，可識別電話的地理位置。此外，手機包含豐富的資訊，如通話記錄、短訊和社交媒體帖子。當聚集數以百萬計的移動電話的資訊時，便可收集和分析重要的數據。例如，研究人員可用這些數據來瞭解傳染病的蔓延趨勢。哈佛大學流行病學團隊就是從手機的位置數據來瞭解當地人在肯亞活動的情況，有效阻止瘧疾和其他傳染病的蔓延。另一位社會企業家Ann Roos-Weil在馬里成立了一個廉價的醫療系統Pesinet，大大減低了母嬰的死亡率。由於病患者往往要長途跋涉才能抵達醫療中心，導致很多婦女和兒童病情惡化，甚至死亡。她遂培訓上門家訪的護理員，讓她們探訪時把病患者的資料利用手機發放數據給醫療中心的醫生，再由醫生決定治療方案。南非的CellLife組織創建了一個名為「通訊」的短訊服務，利用手機短訊提醒病患者按時取藥和吃藥，又把他們與診所聯繫起來，並提供病人支援服務。

創建未來

　　這些例子說明數據可成為驅動社會變革的巨大機遇。如果我們要掌握這個機遇，便需要打破現有的障礙。首先，在技術上和管理上對中小型社企和非牟利機構是一項挑戰。大部份社會機構沒有所需的專業人材和資金，有些甚至沒有這個意識把數據轉為有用的工具。就算有數據管理，一般都缺乏標準，或存放在無法自動處理的程式中，或埋藏在行政系統裏。再來就是監察的問題。社會問題比商業和科技問題更為複雜，使得在運用數據方面更形困難。當中牽涉不少問題有待解決，如個人權利、尊嚴和私隱、可靠度等。

　　在人力資源方面，我們要培訓瞭解社會問題的數據策劃人和分析師。學生要超越在網上搜索資訊的層面，而要掌握分析的技能，瞭解數據組織和保存，把數據視像化讓其他人容易理解，並協助把數據應用在機構的運作上。

　　數據協作有助增加社會價值，此舉要通過官、商、民、學的跨界合作，建立數據共用協議。社會企業和非牟利機構更要與互聯網行業合作，共建數據網；運用數據為參考，提供貼合瞬息萬變的社會所需的服務，催化更多社會創新。互聯網專才也可充份利用他們的優勢，著眼於社會影響的測量，協助社會機構培訓數據管理員，並鼓勵更多從業員成為社會變革者。

蔡美碧

作者為仁人學社副主席

Ryyy1515@gmail.com

　　原文刊於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