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社會事務或慈善服務工作的人士若涉及利益輸送，又或以公共或社會資源，中飽私囊，必遭社會譴責。

　　審計署報告指2011-15年間，民政事務總署向區議會撥款，再審批予機構進行的社區計劃開支增加，但參與人數卻減少了，而且7成撥款都用作節慶和文化活動，而去年約130項申請撥款中，有122項是區議員即使與參與機構有關係，但都沒有書面申報！另審計署又發現，有慈善機構在2012-2014年，向9名董事支薪共1,300萬元，違反了董事薪酬條款；被發現後，董事仍沒有退還款項，而慈善機構的免稅地位也沒有受到影響。

　　從審計報告可見，社區計劃可能涉及區議員的私人利益，慈善機構又涉嫌濫用社會資源或政府給予的優惠，兩種行為都屬不道德的「大家拿」、向政府或社會「搵著數」的心態。這類如同詐騙的行為若涉及刑事罪行，犯法者便須付出法律代價，但除一般量刑，如罰款、判社會服務令或監禁等外，筆者還建議要有一些「具創意兼有阻嚇作用的懲罰」，例如要透過傳媒鄭重向公眾致歉，因為他們不單分薄了稀缺的資源，缺德地在「乞兒兜內攞飯食」，更辜負社會對他們的信任和期望。

　　港人對「搵政府著數」並不會陌生。2013年，為「強化地方行政」，政府便提出以1億元，推行社區重點項目計劃。不過，個別區份則以一些「地標」工程項目，如牌樓、巨型藝術雕塑等「交差」，這類沒有太大實用價值的建築都會被不少人士指為大而無當，而最重要的是，相關個別承建商可能又與區議會有著千絲萬縷、似有還無的利益關係。

　　今次審計署以數量化的標準衡量社區計劃的成效，無可厚非，而活動性質單一，也須留意，但最令人關注的，還是區議會議員在利益申報上的曖昧，而那些慈善機構的董事，即使沒有違法，也同樣難逃輿論的批判。

　　筆者一直認為，這類為社會服務或涉及社會公益工作的人士，包括區議員、慈善機構董事，甚至是立法會議員，薪酬理應減半，而其他開支則可以實報實銷形式，計算津貼，這樣才區別到「為社會服務」的光環之外，還有多少真心服務香港的熱誠。有人擔心，「不支高薪，難以養廉」，較低薪津只會令以上為社會服務的人士有更大誘因，乘工作之便，以職謀私。其實，政府正可用省下來的公帑，增聘像審計署的監察人員，專責監察所有這類公職人士，務使他們必須廉潔奉公，而且還可提高相關服務的質素和成效，謹慎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