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入門課本中，經濟學被訂下的定義是如何在各種局限束縛中找出最妥善配置資源的方法。在較高級的課本中，經濟學也可被視為解釋人類行為的學問，特別是推算出當資源約束改變時，人的行為會隨著發生甚麼相應的變化。

　　很多人都不知道，上述經濟學的定義意味著經濟學家的思維大都要走中庸之道。最優最妥善的資源配置很少會走向極端，為了避免浪費它會尋求成本與效益的平衡，但效益與成本又都受本身的規律所制約著，例如當一個城市沒有一株樹或哪怕只是一平方公尺的綠地時，第一株被種出的樹大家都會珍之重之，守護有加，但若城市中已有一千萬株樹時（以過去十年香港每年植樹近百萬株，也許香港的樹木已超過千萬株），第一千萬零一株樹便會乏人理會。由此可見，樹林或綠地（或其他資源）的邊際效益是會逐漸減弱的。

　　在效益這銀幣的另一面是成本，在1,10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拿出1平方公里做綠地或郊野公園，大家不會認為它會對社會構成多大代價，但當440平方公里已用作郊野公園，而同時數百萬市民又因沒有地建屋而受盡高樓價的苦楚時，多用一平方公里作郊野公園所涉及的邊際成本便很大。用簡單的經濟學或初級微積分都可輕易導出，最優的方案不會是完全沒有郊野公園，或全部的地都用作郊野公園，答案是在二者之間，而且是當用地的邊際成本剛好等於邊際效益之時。

固有面積比率未經論證

　　那麼香港的郊野公園佔了本港總面積40％，是否符合上述的最優之道？有位曾任香港郊野公園委員會之類組織主席的朋友告訴我，當年訂下的這個面積比例是沒經論證拍拍腦袋搞出來的，就算幾十年前訂下的標準沒有錯，今天幾可肯定是不合時宜。香港人口增加了這麼多，房屋變得這麼貴，意味著郊野公園的邊際成本不可能不大幅上升，但我們卻沒有理由認為其邊緣效益也以同樣大的幅度上升。我在本欄近兩篇文章中也計算出應稍減郊野公園的面積，用作建屋，使港人不用捱貴租。

　　這看法會引起部分行山愛好者及環保人士的不滿意料中事，因他們看事鮮有從機會成本著眼，只看效益。知名財經評論人蔡東豪是著名的行山人，他似乎在模仿我的計算方法去替美國的國家公園算算帳，並得出結論，美國黃石公園面積比香港大得多，但每年訪客只是320萬人，又認為按人口比例計算，香港人郊野公園的使用率是美國的17.5倍，黃石公園應減去99％的面積。

　　這是錯誤的計算方法，有同行早已在報上指出其非，原因是並不懂得把邊際成本與邊際效益同時計算，對我的模仿亦只落得形似而神不似，美國面積980多萬平公里，是香港的9千倍，但人口卻只是香港的40多倍，這等於人均面積是香港的200倍。若港人有這麼多土地，即香港720萬人可擁有多200倍的土地，我不但絕不贊成削減郊野公園，反而會建議把它面積擴大100倍！原因：土地成本太低了，就算郊野公園的邊際效益近乎零也無所謂。

　　蔡先生讀工商管理出身，按理不會不懂這種簡易的原理，可能是他太喜歡行山，所以一時脫離了真實世界。不過，他既為場主，自有一批粉絲，所寫的有關評論及計算，可一望而被秒殺，其噪音甚似丁春秋的門徒所發，蔡先生肯定不喜當星宿老怪之位，怎會對此類噪音不感厭惡？我雖不是葉問，但卻明白他不時被二打六挑戰的感覺，他當然不會理這些挑戰。

用多角度計算 評估合理性

　　在計算數量時，我可能有點天賦，少年時做了個IQ測試，數量方面得分165，語文則約130分，數量能力是微末之技，與數學的抽象思維相距甚遠，但與別人比試計算成本效益時，幾十年來從無敵手。這倒不是計數快慢問題，而是判斷力。

　　這裏有幾點經驗可與人分享。第一，要先判斷哪些問題是可準確計算，哪些不行，不能準確計算但又同時可得到準確結論的才具挑戰性，更加有趣。第二，要在不可算中算出合理政策結論，通常需要成本或效益差距懸殊，就算假設有誤，也可以預留足夠的誤差水位，保證有99％以上把握答案不會錯。我向有留誤差空間的習慣。第三，在得到答案後，必須評估其合理性，方法是用多種角度去計算，看看所得結論是否一致。第四，任何計算都有先決條件，我們要把條件假設清楚說出。例如，我說佔中損失是每天16億，但早已說明條件，是假設商業核心區中環被完全癱瘓。現在一些說法是牛頭不對馬嘴了。第五，要懂得腦筋轉彎。例如，郊野公園的成本輕易推算，但效益稍難一點，但我們可用訪客最多肯付多少入場費進入郊野公園去窺知其對郊野公園的主觀價值；計算樹木淨化空氣有多大效益較為困難，但我們可用代替品的成本來代替，即植樹作補償要涉及多少成本。只要保持腦筋靈活，量化成本效益並不困難，而且遠勝一些只敢空口講理念的思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