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傳聞陳文敏教授獲其校內的遴選委員會推薦擔任港大其中一個副校長的職位，頗引起社會中的一些爭議。我一不知傳聞是否屬實，二不願對友校內部事務說三道四，所以不會評論此事。不過，爭議中涉及干預學術自由問題，及有捲入政治事件或活動的人可否在大學當上重要的行政職務，而且我兩位已當上大學校長的舊同事鄭國漢教授與黃玉山教授也被人提出來作參考比較，我卻是感到不吐不快。

　　第一個問題是學者可否參與政治，或敏感的社會活動，又或評論時政？這些本來都是一些所謂「公共知識分子」的行為，我看不出有甚麼不妥，但前提是它們不應是違法的或是不符合道德的。在評論社會諸事時，學者可能比擁有多點的知識優勢，他們的評論應有學術根據，但卻不應視為學術活動的一部分。

沒有校內施壓 何來干預自由

　　所謂學術根據，不外乎是要講求證據，合乎邏輯，這是任何評論人都應追求之事，不是學者私有的秘技。我們也應明白，在一個分裂的社會，任何有影響力的評論都會招來一方的讚譽，另一方的攻擊，我們倒不可把這些攻擊和讚譽都視作對學術自由的干預。真正的干預學術自由，是校方為了某些不能宣之於口的非學術原因打壓其校內的學者，例如不予升職，減其薪酬等等，但我倒是對香港大專院校的捍衞學術自由充滿信心。就算有政府中人反對某些學者的意見，只要沒有得到校方的合作向當事人施壓，也不能說成是有干預學術自由。每名學者發表的言論都應經過深思熟慮，若沒有能力捍衞自己觀點的，根本便不應發表，一遇到別人的批評便說以學術自由作護身符，這是沒有出息的行徑。

　　學者正如其他人般應享有言論自由，這是不容置疑的。第二個問題是高級的學界管理人員，例如校長、副校長、院長等等的自由度又是否有所不同？我相信這是應主動設限的。舉個例子，十多年前亞洲金融風暴期間，我們有幾位經濟及財務的同事出於學術的原因，並不同意政府的應對政策。我們之間開會時，大家卻有共識，不應由位居行政要職的同事發炮，此種任務應由似我般的閒雲野鶴執行，原因是在敏感的議題中，總有可能有人不同意，甚至遷怒校方，我們應自負言責，不應「禍及」校方。若此種事情出現，一般教授還可容易化解壓力，但若是校方高層有接涉入其中，則頗有不利。另一原因是身居高位的管理層大多手握權力，若有關公眾事務的意見太強，就算他們行事公正，也難保其下屬不放心，此種情況與法官不應公開發表政見但律師卻無此限制頗為相似。但若說有參與政治活動的人是否一定不能當上大學行政要職，卻又無此條文，社會需要的是自我克制自我約束。

切忌每事都變得政治化

　　上文提到鄭國漢與黃玉山兩位校長，他們在上任之初也遇到一些攻擊，主要是認為他們有政治取向，學術成就也遭到某些人質疑，兩位校長我都相識了二、三十年，自然知道他們有自己獨立的政治觀點，但這又怎會有問題？黃玉山是人大代表，參與中國的立法，但他為人低調，絕非政治活躍分子。

　　鄭國漢時有根據經濟學分析寫時評，這是他的社會責任感使然，但我從未見到過他對政治很感興趣。事實上他也不可能有時間參與多少政治活動，在十多年前他因工作過度忙碌而長期失眠，每夜只能睡三數小時，後得神醫針灸所治，才霍然而癒。不過，他失眠也好，睡得足也好，卻總是神清氣爽，真異人也。在他任內，多年保住我校商學院EMBA全球排名第一的位置，連芝加哥大學在港開課，也要視我們為強大的競爭者，沒有大量的專注，如何能致？香港一些人政治上腦，事事無理政治化，專業能力卻不顧，是十分可悲的。至於他們的學術地位，黃玉山與我不同專業，我無資格評論，鄭卻顯然是一流學者，一篇不算是他最重要貢獻的有關直接投資的論文，也被引用過近千次，那些學術地位比他低了幾個檔次的人若說他學術不足，豈不臉紅？利申：黃鄭都沒有與我溝通，我也不可能到他們處工作。

　　香港的評論人很多都抱有雙重標準。我二十多年來評論時事的觀點與方法雖都一以貫之，但在撕裂的社會中總也會有人不同意我的意見。因見香港勢危，不能不多寫評論，可能會引起某些人的不快，所以我一年多之前便索性辭掉校內所有行政職務，寫評論時便可還我自由，只是以理為據，做人要均真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