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騮議員早前受訪時說，若特首選舉以8.31人大決議作基礎，他會傾向於投反對票，因選舉的機制意味著要採用多票制或全票制，當中內藏「致命缺陷」。

　　梁議員所指的缺陷是甚麼？如何致命？原來他害怕在提委會中各人都可能有自己心儀的候選人，投票時為了減少有實力的競爭者的威脅，除了會把票投給自己最喜歡的候選人外，其餘的票都會投給沒有勝算的低劣候選人，但絕不投給能力高強的競爭者。若很多人都這樣做，最後得出的結果可能是平庸的人當選。既然如此，原地踏步不搞政改豈不更好？

　　梁所發現的「缺陷」，是我二十多年來多次撰文討論過的問題（可參考新出版的拙作《民主民生的經濟解讀》），足證他是一個肯思考的人，有異於一般政客。但隔行如隔山，他可能有所不知，這個「缺陷」不但適用於提委會可能會使用的投票機制，而且在任何民主投票機制中一樣存在。七十年代時，有兩位經濟學家吉伯（Alan Gibbard）與薩德威（Mark Satterthwaite）分別獨立地用嚴格的數學證明了一個驚人的結果：在任何的投票機制中，只要有兩個以上的選擇，投票者便都有誘因進行「策略性投票」，亦即故意不誠實投票（投票給一些「二打六」只是可用的策略之一），最後的投票結果不一定能準確反映民意。這個可稱為G-S定理的震撼性來自它證出所有民主機制都有這「缺陷」，沒有例外。既然任何投票機制所得的結果都不一定能如實反映民意，環繞著民主制度的光環無法不減退。

所有機制都未必完全反映民意

　　經濟學家為甚麼對投票制度有興趣，而且還發現了一系列重大的結果？原因是他們重視資源如何配置，而「公共財」（public good）又往往不能用市場機制去配置，反而投票制度更加適合，這樣便不由經濟學家不關心怎麼樣的投票機制更合理了。

　　我注意這問題是在讀了1983年一篇學術演講才開始的。當年，西北大學為了紀念一位自殺身亡的傑出經濟學家史華茲（Nancy Schwartz），設立了一個每年一度的講座，第一屆請來了史華茲的同學，同樣也是頂尖經濟學家的孫能善（Hugo Sonnenschien）作演講。孫能善當過普林斯頓的副校長，後來又當過芝加哥大學的校長，在他初出道時，在明尼蘇達大學任教，曾得過我的論文導師之一、諾貝爾獎得主赫維奇（Leo Hurwicz）的指導，在所謂的「知識門第分杖」（intellectual family tree）中，算是我師兄，他的文章我都會留意。

　　孫能善認為，G-S定理是六、七十年代社會科學中最重要的發現之一，不可等閒視之。他又以身作證舉例。事緣他曾短暫地在麻省大學任教，那裏的經濟系有22名教授，某次要選系主任，除2名各有11人支持系內候選人出來競選外，竟有2名系外人士來參選。他們用的制度是「康德西方法」（Condorcet Method），即可投4票予最支持的候選人，3票給第2名，餘此類推，最後票多者勝。

　　這22名教授如何投票？為了增加自己支持的人能勝出，除了各自投4票給這2名系內候選人中的1名外，他們都把手上的3票或2票都投給系外來的候選人，最後結果是系外來的其中1人無厘頭地得票最多當選，其經濟系的管治出現災難。

民主制度重要在於監察當選人

　　G-S定理的嚴格數學證明是十分艱深的，沒有研究院級別的數學訓練，閱讀時可能有困難，但說明它的例子卻是隨手可拾，若有人提出任何一種投票機制的設計，我有把握在10分鐘內找出其破綻，屢試不爽，梁家騮也是找到了其中一個機制的「缺陷」而已。但民主制雖有此被認為可能是「致命」的「缺陷」，我們也不用太過悲觀。美國開國元老之一的麥迪遜總統一早便指出，民主制度的核心優點，只是因它能增加踢走不合格的總統的機會，使他們不敢不盡力為人民服務。這一個優點已經足夠，因為它太重要了。

　　至於說選舉投票能找出民意所在，只是一種查無實據的一廂情願的空想。把「公民提名」此一主要國家都沒有採用的機制理想化為民主的必然，更是虛妄之言。

　　不過，賣花讚花香，我是成員之一的13學者提出的方案中包含有「名單制」，名單如何組成，避免不了G-S定理所預示的缺陷，但名單一旦出現後，投票者卻只可投支持或反對名單兩個選擇，結果便不可再被策略性投票操控，因為G-S定理的前提是要有三個或更多的選項才會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