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至10日，拜登邀約了來自110個國家地區的「代表」（但並非全部肯來），開了個線上的「民主峰會」。以西方訂定標準自稱為民主的國家，近年面對一系列困境，連民意調查組織皮尤（Pew）也發現，已很少人相信美式民主有資格作為別國學習的典範，極右組織自由屋（Freedom House）也一直大聲疾呼，民主國家減少，民主評分下降，是世界性的現象。民主制度似乎遇上了危機，拜登的峰會若果是用來檢討此制度的得失，並看看如何改進，也未嘗不是好事，但可惜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從拜登邀約的國家名單來看，他有意抬舉他看得順眼的國家，並把不邀約的踩在地下。有些民主評分極低的國家也獲邀，可見拜登的目的完全是政治性的，對美國有利用價值的便請，否則便排斥之。如此的出發點，只會把這個「峰會」變為無人理的鬧劇。

　　拜登雖不濟，但有兩個問題近年也的確浮現了出來。第一是界定民主政體的標準應是甚麼？第二是民主只應有一種還是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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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林肯的說法，民主應包含「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西方的民主理念很重視形式上或制度上是否民主，所以按西方所謂自由主義民主標準，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才可體現出民主，這又要靠一系列的互相制衡的立法、執法、司法制度去補充。這套制度看似完備，它的實效如何？有無使到人民得享良好管治？在西方國家不少人眼中，這本來不是一個問題，因為他們假設了形式上的自由主義民主，實效便是最好的了，其他的制度一定一無是處，人民被壓榨，經濟不景，社會缺乏創新能力。

西式民主 無助推高GDP

　　此種假設，近年備受事實挑戰。評估一個制度的實效，在和平時期，我們可以檢視它對經濟的長期平均增長率有無提升作用？人民的創造力能否得到釋放？及人民是否對政府滿意？對前景樂觀？在遇到危機時，我們則應着重注意它化解危機的能力。很可惜，西式自由主義民主在這些方面，近年的表現都不大及格。

　　先說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西方的經濟學家一直都想用實證方法證明自由主義民主制度能推高GDP的增長率，但多種研究中，老是找不出確實的證據。幾年前麻省理工的著名經濟學家阿塞莫路（Daron Acemoglu）牽頭，與一團隊用複雜的計量經濟分析了175個國家1960年至2010年的數據，聲稱不民主的國家若改用民主體制，20年內平均可把GDP提高20%至25%。我3年半前在友報已對此研究作出批評，他們忽視了中國這「房中的大象」。按照自由屋的評分，中國的自由民主在世界上幾乎得分最低，但恰恰是她，卻創造了數十載人類前所未見的經濟奇迹。阿塞莫路等人在處理數據上，把14億人口的中國只是等同於只有90萬人民的小國，得出結論自然有偏差。我猜他們根本一直認為中國經濟早應崩潰，可以不用理會，但事與願違，這不方便的真相卻正正使到信仰西方制度的人十分不安。

　　此種造成不安感的壓力，近年不停加強。以前，西方國家有一種信念，他們認為中國是威權社會，在這種社會生活的人民一定缺乏創新能力，頂多是偷竊別國的知識產權，加以模仿而已。但近年中國在AI、5G、太空科技、量子計算等多項成就及全球頂尖學術期刊所發表的大量論文，已使上述的信念完全被證偽，現時西方科技界早已把中國看為強悍的競爭對手。在人民對政府的滿意度及對前景的樂觀度上，國際調查機構都發現中國有9成多的滿意度及樂觀度，遠遠拋離西方自由主義民主國家。

應對疫情 歐美進退失據

　　在應對危機的能力上，中國的優異表現與歐美國家的進退失據，勝敗是如此鮮明，已使到美國朝野異常尷尬，不願多說，或只是胡說中國隱瞞新冠疫情，轉移視線。

　　從上可見，在實效上，西方自由主義民主體制近年實在一敗塗地。這本來不一定與制度有關係，也許國家的成敗有另外一些因素更具影響力，最合理的態度應該是查找不足，看看自己出了甚麼毛病，找出病因並糾正後，便不用看着別人的進步而自己焦躁恐慌。但美國沒有這樣做，背後原因值得推敲。美國一直以為自己代表着真理，她的一套是歷史終結，哪個國家不跟從這套制度，便是落後甚至邪惡，可派兵侵略替天行道。現在突然在實效比賽中敗下陣來，形式上的民主便顯得沒有說服力，整個美式國際關係的思想基礎便崩塌下來，這叫美國政府如何受得了？

　　其實化解此心理壓力也不難。美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把注意力放在本土身上，當時奮發有為，進步神速，哪用擔心是否要打下哪一個國家？現在則只是自找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