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發生的港男台灣殺人案，因為香港及台灣之間沒有移交逃犯協議，未能把疑犯移送台灣受審，觸發保安局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建議「一次性個案移交」可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其他部分」，即包括內地、澳門、台灣。

　　香港法例503章《逃犯條例》是回歸前訂定的法例，作為前保安局局長，我於1998年張子強案後開始就修改條例及達成陸港安排和中央政府磋商，惟因為兩地法制差異，始終未能達成協議。 

　　二十一年後的今天，若能成功修例，堵塞漏洞，我當然歡迎。

反對者自製恐懼

　　不過，由於修例建議涉及中國內地，而內地的法治水平與香港有差距，引來迴響在所難免，例如法律界選委發表聲明促請保安局撤回修訂條例草案（《星島日報》4月9日），泛民散播恐懼也屬意料之內。只是想不到商界的反對聲音最大，他們要求不設「追溯期」或為「追溯期」劃線，也有要求撤回草案，甚至有富商急不及待入稟高院申請司法覆核，相信政府也始料不及。 

　　商界反對聲音強烈，我認為是自製恐懼，主要緣源於他們擔心自己會被移交。例如有富商因擔心修例後會被移交而申請司法覆核，社會人士要看清事實。個別人士因為之前已經被定罪，而新法例生效後有可能會遭移交，這純粹是個別情況，我不認為政府是為了個別被定罪人士而提出修例，這次修例目的是填補法網漏洞，避免香港成為逃犯天堂；如果是為了個別直接受影響人士而修例，那根本是違反條例草案的宗旨。 

　　此外，早前全國政協委員、公安部前副部長陳智敏表示，從內地逃到香港的重犯有三百多人，全部「有名有姓」（《星島日報》3月13日），相信也挑動了商界的神經，擔心自己「榜上有名」。

　　例如代表中小企的「香港各界商會聯席會議」秘書長沈運龍先生日前表示，當年港商北上設廠常遇到內地官員索取紅包，很多中小企擔心修例後會遭追究（《蘋果日報》4月15日）。我認為是過慮。

　　我要指出一點，若有港人觸犯了內地法律，只要踏足內地便有可能遭檢控，根本不用根據《逃犯條例》也可將其逮捕，議員們平日也會收到港人於內地犯事遭拘禁的求助個案。而是次修例針對的，是在犯法後不再踏足台澳內地的人士，即是真正在逃的逃犯，不是日常穿梭中港台澳的商人。而且要啟動移交申請，香港法庭程序相當繁複、費時，及費用不菲，請求方要負責所有法律訴訟費用，像「多年前給過紅包」這類事件並不是是次修例的目標。

　　在反對者不斷炒作下，不單商界擔憂，有市民誤以為在內地有租務糾紛、民事糾紛也會遭移交，顯示政府解釋不足，市民未能充分掌握條例細節，以致以訛傳訛、自製恐懼。

　　其實條例對涉嫌人士的人權保障十分充足，一旦啟動移交申請，涉嫌人士便可向法庭申請人身保護令，若法庭批准移交，涉嫌人士亦可申請司法覆核。因此，港商也好，外商也罷，實在無需過慮，嚇己嚇人。

不設「追溯期」等於特赦

　　有議員提出修訂最好沒追溯力，或者把「追溯期」劃定指定年期內，我認為並不可行。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也表明難以為修例「追溯期」劃線或不設「追溯期」，「因為一個逃犯當然是涉嫌犯了一些罪，才需要引用這個條例。」（《星島日報》4月9日） 

　　首先，《逃犯條例》涉及的就是犯了案而仍然在逃的人，犯了案故然是過去式的，若條例沒有「追溯期」，即是處理不到已發生的案件，即是等於特赦罪犯，原則上不妥當。即使為「追溯期」劃線也不妥，我們要以甚麼準則把「線」劃在哪一年？兩年？四年？無論如何也會引起爭議，徒添更多紛爭。

為了數票遷就商界？

　　大抵為了釋除商界疑慮、爭取支持，政府提出剔除九項經濟罪類，涵蓋電腦、關稅、破產、公司、證券、知識產權、貨物進出口、環境污染、虛假商品說明等移交罪行。

　　我要指出，上述九項罪類，不少相當嚴重，例如電腦犯罪、瞞稅，不能因為是「白領罪行」便淡化罪行的嚴重性；又例如環境污染，若有化工廠污染河流，或有食品廠藥物廠生產對人體有害的食品藥品（例如毒奶粉） ，禍害可以相當之大，也可造成嚴重傷亡，屬嚴重罪行，我看不到任何理由因為涉及商界便要把相關罪行「抽起 」，原則上有違公義。

　　早前，有近百名的士司機示威，抗議政府縱容「白牌車」不合法載客取酬，要求政府採取措施打擊「白牌車」（《東方日報》1月15日） ；也有的士團體向海關舉報網約車平台Uber個案，指其涉嫌經營白牌車，但司機並沒有出租汽車許可證（《東方日報》3月4日） 。

　　我想指出的是，若政府嚴厲取締白牌車司機，卻輕易遷就商界，是不是雙重標準？若政府純粹因為要數票而遷就商界，情況更是極不理想，不符公義。 

讓香港成為逃犯天堂？

　　最後一提，其實西方國家經常提醒香港，不可以成為洗黑錢天堂、逃稅天堂，經常要求香港加強監管，那為甚麼否決《逃犯條例》修例，讓香港成為逃犯天堂，反而會有利營商？所以，若有聲音指香港通過《逃犯條例》修訂便是打擊香港營商環境、外資會撤走云云，實屬荒謬及誤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