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榮安定的香港本就存在的貧富懸殊問題，在疫情下更趨嚴重。（網上圖片）

　　社會貧富兩極化現象，在最近新冠肺炎的影響之下更趨嚴重。當商業活動停頓，全世界民眾的生計都受到壓迫，中產階層都受到擠壓，低收入的家庭更是陷入赤貧狀態，這種情況進一步拉濶貧富差距。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必須重新想像社會的社羣關係，因此很多人提倡社會需要一種團結關係 (solidarity) ，去發展出一種另類的社會或團結經濟 (social or solidarity economics)。Solidarity 這個字比團結有更深層次的意義，所以有人把它翻譯做「休戚與共」。休戚與共事實上是源於人類與生俱來的道德美善 (moral virtue) 而產生的相互依存的關係 (interdependence)，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我們並不能忽視他者的需要。這種休戚與共的社會關係，與天主教社會訓導所倡議的共善可以說是息息相關。

　　天主教的社會訓導中提到，社會需要達到一個共善 (the common good) 的生活模式。共善的生活模式，並不是指每人都平均地得到每一樣東西，而是每人都能夠得到基本的生活所需，從而令人感到幸福 (well being)。共善所需要的條件是資源分配的公義性，當中所涉及的是共享價值的創造。根據哈弗大學邁克爾·波特（Michael Porter）和馬克·克萊默（Mark Kramer）的觀點，創造出一種具有經濟效益的共享價值，是解決社會財富不均的其中一種方法，這種共享價值是令到社會能夠產生雙重回報的果效 (economic and social return)。能夠做到共善效果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分享，分享是一種休戚與共的精神，看到社會的需要而願意分享自己的資源，例如經濟資本、經驗、知識，甚至產業等等，而共享價值每每就是基於這種休戚與共的社會關係而被創造，以達致經濟及社會回報的果效。 因此共享價值能夠被創造出來是基於資源的再分配，同時也是一種休戚與共的精神，當社會充斥著一種休戚與共的相互關係，共善的社會便會產生。

　　筆者記起七十年代的反貪運動及廉政公署的成立，當時老一輩的人都認為不容易改變貪污的問題，甚至認為這是本土的一種生活方式及文化，所以縱使大家看見了很大的社會問題，但當人習慣了，他們竟然害怕改變。香港花了很長時間才能改變這種習以為常的貪污觀念，隨後香港經濟増長， 「安定繁榮」 就成為我們的核心價值，因此我們十分在乎經濟的重要性，但就忽略了其他社會問題。這種情況漸漸形成一種社會契約 (social contract)，令到我們願意放棄我們應有的社會價值，賦權給決策者去維持這種安定繁榮的社會秩序 (social order)，所以我們對於種種的社會問題都視而不見，認為這些問題在「安定繁榮」及「享樂主義」的前提下，是值得犧性的，我們都把這些問題合理化。筆者感受到在疫情之下，社會開始醒覺，正如社會學家查爾斯泰勒 (Charles Taylor) 所説，在當下的處境中，我們應該有著一個社會想像 (social imaginary)，互相有一種共同對社會的理解及願景，以至有一種集體行動去創造出一個另類的經濟模式。